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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颱風迷 於 2011-8-4 00:19 編輯
例如：新聞媒體利用暴力、血腥、煽情、炒作與捏造新聞等手段增加收視率或發行量之現象；
愛德曼公關公司亞太區總裁Alan Vandermolen認為台灣媒體競爭過度、台灣媒體偏向煽色腥走向；
台灣媒體受信賴程度於另一調查中卻僅1%，為亞太最低..等(腥羶色走向、炒作與捏造、受信賴度低和知的權利關聯?)。
各家電子媒體為獲得較為聳動、刺激的畫面，以換取較高收視率，造成媒體的採訪行為本身亦成為新聞事件並引發社會爭議，
採訪上所引發的爭議例子鉅細靡遺，例如記者常以缺乏新聞專業、毫無實質意義、把當事人當笨蛋、簡化答覆內容、甚至嚴重傷害當事人之廉價問題或廢話詢問受訪者？
「你知道爸爸（媽媽）已經死掉了嗎？」、「女兒自殺了你會不會難過？」，(欠缺專業倫理和知的權利的關聯?)
2004年9月11日，台灣發生嚴重水災，部分電視記者遭《自由時報》指出故意「蹲在水裡連線」，造成「水淹及胸」假象之畫面播出(知的權利?)
媒體未經查證或造成主觀錯誤的主因或動力，為過份強調或淡化某些事實及遺漏相關資訊之弊亦源於收視率，
例如孫中山為韓國人事件、瀝青鴨、腳尾飯事件、周政保影帶事件(不正確和知的權利?欠缺專業倫理)；
隱私權於歐美為普遍人權之一，而侵犯隱私造成之媒體殺人不僅戕害社會，甚至造成司法救濟機制完全無法發揮監督績效。
於此種直接的人體侵擾轉化為抽象的道德式侵害的概念下，甚至可將媒體歸為公害，例如王建民拒台媒事件、偷窺女同志事件；
媒體被關說影響報導爭議:新店救護車阻擋事件嫌犯蕭明禮之父母為資深媒體人，事發之後，2010年12月28日，部分媒體人指稱蕭為合理讓道，並非惡意阻擋救護車(專業倫利、知的權利?)；
2007年金車教育基金會的調查指出，台灣大多數的青年學生對國際資訊認知貧乏且片斷，僅對單一重大事件、影視明星及體育賽事有興趣。
加入WHO是台灣多年來努力目標，卻只有64.9%的學生知道是世界衛生組織。而油價高漲的年代，卻只有五成的學生知道石油價格掌控在簡稱OPEC的石油輸出國組織。
2012年奧運舉辦地，僅有31%學生知道是在英國倫敦，比94年調查下降高達20%。(知的權利?)
2008年有篇廣受討論的部落格文章《當我們的國際觀只剩下王建民》提到「離開台灣後，我看電視的時間變多了，我竟然也覺得電視變好看了，就連新聞也精采很多。
台灣人對這個世界似乎『毫無感覺』，因為台灣人只想關心自己的事，只關心媒體告訴我們的事，
當全世界的焦點都關注在糧食危機、在蘇丹達佛、在西藏、在是否抵制奧運時，台灣媒體呈現的是Vincent Hsiao到中國參加博鰲會、吃飯坐主桌、看錶演坐第一排之類的畫面，
台灣媒體呈現的是有所謂台灣之光之稱的王建民又贏了。也許今天我人在國外，於是才會有這種對於台灣在國際新聞資訊流通上的不平衡感，
但也因為我到了國外，才會知道台灣人因為選擇性少而錯失了多少重要的訊息，你也許會說：『I』m not there，那些這些，說真的，干我屁事』，
但當我們看到更多不同的『那裡』的觀點，就會增加我們對『這裡』的系統性理解，以及對世局的辨識能力。
在台灣，我們的選擇似乎只增加在購物中心的boutique裡，台灣媒體守門人的偏食，幾乎讓觀眾沒得選擇。
Walter Lippman在《Public Opinion》裡指出了大眾傳播媒介對於人們形成公共事務認知及瞭解外在世界的重要性；
由於外在世界過於複雜，以致一般民眾無法僅依靠單薄的個人經驗來理解，而必須仰賴大眾傳播媒介來吸收資訊，塑造個人『腦海中的圖像』（the pictures in our head）。
台灣人，你能想像自己的國際視野只剩下王建民以及手上的那幾個境外基金嗎？當媒體都偏食了，我們就不能自願得到厭食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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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頂
